汽车平稳驰行在开往重庆市区的高速公路上。梁辉双手自如地掌控着方向盘,两只眼睛盯着前方的柏油路,适时往后视镜方向切换视线。

他的眼里只有前方的道路,那条蓝灰色的路像地毯一样飞速滑向身后。

车内坐着他的三个亲戚,两个婶婶和一个姑妈。她们旁若无人地聊天,其中一个人说,他很聪明,头脑灵光,只可惜听不到了,也不能说话;另一个说,我经常坐他的车,他驾驶技术很好。

亲戚们讲述着梁辉的故事,但故事的主角却置身于另一个世界。

自由的人

梁辉是一名聋人司机。挡风玻璃蒙上一层薄薄的灰尘,他用雨刷扫了几下,确保视线清晰。

驾驶汽车让他觉得自由,车内是他的世界,外面的嘈杂和喧嚣都被屏蔽掉。汽车经过一个服务站时,梁辉将车停靠在那里的空地上,等亲人下车后,他下车倚靠在车门边,点燃一支烟,睥睨着公路上来往的车辆,那些轰轰隆隆的汽笛声,人们彼此交谈的粗粝声,都无法侵扰他。

几分钟后,亲人们从卫生间出来,陆续上车,梁辉掐掉那支还剩下半截的纸烟,钻进车里。 

高速公路上车流如织,梁辉已经在这条绵延百里的公路上往返数十次。开离服务站后,他踩了一脚油门,车速提升至100公里每小时,他握紧方向盘,迅速变道超过了前方车辆。

繁华的城市街道禁止车辆鸣笛,眼睛是梁辉最重要的依靠。开车三年,他没有发生过事故。

视觉中国 资料图

去年,一个朋友告诉梁辉,可以开网约车挣钱。他每月工资3000多块,负担了生活所有开销,养孩子,房贷等,他需要有额外收入。成为滴滴司机对他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

一年多下来,他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时间跑滴滴,每天最多接20单,陆陆续续,他接单130次。

但这个软件上并没有用于听障人司机和乘客沟通的设置。为了避免接到乘客后的尴尬,梁辉通常选择在离乘客还有几百米距离时主动告诉对方,自己有听说障碍。“一些人可以理解,但一些人不能。” 

每次,他只能根据导航上的指示行驶,按图索骥。接到客人时,他避开对方的目光。但导航并非次次都能将他准确无误地带到乘客身边。有时候,他到了导航上的地点,但并没有见到乘客。或者,乘客打来电话,他只能挂掉。订单取消。他被乘客投诉。他无法向任何一方解释。

意外的情况无可避免地发生。有次他没有接到乘客被投诉,乘客在投诉理由中写道:“司机接驾路线与导航路线不一致,联系不上司机。”

他没有办法轻描淡写地忽略那些不友好。梁辉在申诉理由中写道:“因为我的车左后视镜坏意外(意外坏掉),我已经给乘客说不好意思,请求取消。怎么给我上诉责任(怎么会上诉我),我委屈。希望乘客理解我。”

手语难免限制他表达自己,文字也不是他擅长的方式,他只能干着急。

滴滴客服打电话给他,他只能挂断。最后的结果是,他被认定诱导乘客取消订单。因为投诉,他的服务评分从95降到91。

他为此闷闷不乐。

听障学员

知道聋人可以考驾照时,梁辉想,这个社会对所有人应该是公平的,正常人可以学车,听障人也可以。

那时,全国针对聋人学车的驾校只在北京有三家。 2013年夏天,梁辉登上火车,一路北上,抵达北京一家驾校。那天,一个人带着他到医院体检,他戴上助听器,医生让他判断3米内的声源方向,相应地举起左手或右手。幸运地,他通过了体检。

学开车对梁辉来说并非难事,他用眼睛去看,去听。教练用简单的手语加文字和他沟通。十三天后,他顺利通关,科目一和科目三都是一次通过,如愿拿到驾照。

根据2016年公安部最新修订的《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》,有听力障碍的机动车驾驶证申请者两耳分别距音叉50厘米能辨别声源方向,佩戴助听设备能够达到以上条件的,可以申请小型汽车、小型自动挡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车驾驶证。

这意味着,只要通过体检,听力受损的人也有机会学车。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,及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,推算2010年末我国听力残疾人士大约有2054万人。

在梁辉学车的驾校工作十七年的经理魏凡说,驾校每年都四五千聋人报名学车。教练经过手语培训后,能和学车的聋人交流,“在他们上车之前,先告诉他哪个是离合器,哪个是刹车,哪个是油门。”

在这所驾校学车的聋人中,考试通过率在90%以上。学车的年轻人居多,25岁以下的占60%。

北京的一所驾校里,听障学员在交流驾驶技术

38岁的教练杨洋在驾校工作多年,长期在太阳下曝晒,他的皮肤变成小麦的颜色。在第一次接触听障学员时,杨洋心里疑惑,担心听力会成为他们学车的障碍。那时他尚不会手语,所有的教学内容都依靠纸和笔,密密麻麻的字写满整本笔记本。

路面考试时,他们把语音指令全部做成A4纸大小的纸张指令,考试时通过举牌提示下一个考试项目。那批听障学员都一次性通过了考试。

杨洋发现,这些学员学习专注,手脚协调能力强,“虽然听不清楚,但是他们双眼一直在看左右后视镜,跟后车保持距离踩刹车。”他心里的顾虑逐渐打消。

“其实聋人佩戴助听器后,只要能听见喇叭声,就可以通过倒车镜观察路面,从而采取措施 。”杨洋说,因为听不见,他们不会在开车时打电话或者听歌,精力更加集中。

在教学过程中,杨洋萌发了对手语的兴趣,他会向学员请教踩油门、刹车、踩离合、抬离合、踩刹车、松刹车等常用的手语,也会从网上找来教程,空闲时琢磨一番。

沉默的人

北京的一所驾校里,听障学员在交流驾驶技术

这家驾校的咖啡厅每天都会聚集一群前来学车的聋人,他们围坐在一起,讨论很多开车的细节。

杨丹围在他们中间,用手语快速比划着,在一张考试道路模拟图上,用一辆模型汽车熟练地滑出行驶路线。更多时候,她安静地坐在一旁看别人说。

前一天因为生病,学习耽搁了。这天,她要学足12小时。“现在学车方便多了,手机打字就能快速表达自己的想法。”教练在手机上写下她当天要练习的内容,包括倒车入库、侧方停车、曲线行驶、坡道定点、直角转弯。

让她感到焦虑的是,掌握不好踩踏汽车离合器的节奏,导致车速不稳。至于坡道,侧方位停车,倒车入库,她都信心十足。

她把4厘米长弯钩形的助听器放在耳廓后,这根塑料管能将微弱的声音传送到她的耳道。但长时间的佩戴会让她感到晕眩。

杨丹35岁,她的听力损失在90分贝以上(极重度听力损失)。一场疾病夺去了杨丹的听说能力,她在两岁时高烧不止,父母带她到镇上的卫生院治疗。那里设施简陋,医生给她注射完之后,她就再也听不到声音。父母带她到外地的几所医院治疗,但丝毫不见起色。

“她是个哑巴!”孩子们,包括一些大人彼此窃窃私语,人们嘲笑她不能说话,以为她不知道,其实看他们的神情,“其实我看着她们的神情,就知道与我有关了。”

梁辉和杨丹有相似的经历。三岁时,他感冒发烧,没有人把它当回大事。后来高烧不退,母亲天天抱着他往医院跑。十几天过去,烧退了,但耳朵听不见了。

那是他们全家人听过的最绝望的消息。母亲整日以泪洗面,没有一个励志故事可以缓解她的悲伤。

梁辉记得,在他六岁时,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某些方面“与别人不同”,“别人的嘴巴可以说话,耳朵可以听到声音,而我却不能。”他问过母亲,为什么他是聋人而别人却不是。母亲只能告诉他,因为他生了一场病。 

再大一点,父亲带他到更好的医院看病。在医院走廊,他只看到医生摇头,父亲低头。他再没问过父亲检查结果,那年,他六岁。

从此之后,他的世界就是安静的,没有一丝声响的静。

丧失听力夺走了他自己表达的权利。同村的男孩欺负他,孤立他,他只能趴在窗口,看村里的孩子们在大槐树下玩老鹰捉小鸡,或者躲在家里不出门,盯着黑白电视机的画面,看里面的人无声地动来动去。

七岁时,梁辉被父母送到聋哑学校。在那里,周围都是跟他一样的人,大家用手语交流,表达想法。他学习语文,数学,体育,画画,最喜欢的是美术课,用画笔在粗糙的纸面上画飞机,坦克,导弹,跑车,画自己想要的一切。

那个时候,他像是自我孤立的一座岛。慢慢地,习惯了不被人理解的现实,别人说什么都冷冷地回应。

有一天,他在清晨醒来,突然发现自己可以听到外界的声音,是一阵刺耳尖锐的模糊音浪,他无法准确地描绘那种声音,等他紧紧抓住母亲的手,那声音消失了。他惊醒了,发现是一个梦。

天未亮,他依然被黑暗包围。接着,他又用力闭上眼睛,想回到那个梦里。被忽略的人

学驾照不是梁辉第一次到北京。更早的一次是在他15岁时。初中毕业时,他打算到重庆的聋哑学校读高中,一个长相憨厚的中年男人说可以带他找工作,他懵懵懂懂跟着上了火车,最后才发现终点站是北京。他被骗了。

男人把他带到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里,里面住着二十几个和他一样的听障人。有男有女。男人把他带到人群密集的商场,告诉他,他的任务是偷钱。偷完钱就飞快地跑开。那些钱他没得过一分,直接上交给了团队的“骨干”。

反抗的结果就是一顿打骂。跟着男人半年后,有次他在街上行窃,被警察抓住,带到派出所,才知道自己做的事情违法。他告诉警察,自己是被骗到北京的。他想回家。

在派出所待了两天后,他见到了父亲。他的目光和父亲的眼神相撞,又迅速避开。他害怕父亲打骂他,但父亲只拿起一支笔,在手上写道:不能偷东西,小偷可耻。他不停地点头,用尽全身力气。警察送他们父子到旅馆住了一晚。

第二天,父亲带着他坐火车到云南,他干活的工地上。梁辉想工作,父亲说他还小,只需帮家人煮饭打杂就好。但他内心笃定,自己可以做更多事情。那年回重庆老家过完春节,他就决定到外地闯。

梁辉向往外面的世界,他想挣钱,证明自己。他独自跑去过山西,广州,江西,陕西等地方的一些城市,试图在混沌中摸索出自己的人生。他去过汽车厂,电子厂,火锅厂,但不是工资太低就是被人拒绝,他有时觉得,自己是常人世界中“被忽略的人”。

如今,滴滴司机之外,梁辉是一家电器厂的计件员,每天8点上班,一直到下午6点。回到租住的单身宿舍里,他躺在床上,什么也不干,盯着天花板发呆。被区隔的环境让他觉得沉闷。他想自驾到西藏旅行,去看那里的天空和雪山。

人生30多年里,失去听力是他遭遇过的最大不幸。有时候他会想,如果不是因为听力出问题,他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。

他曾努力地去感受声音,即使双耳佩戴着价值高达万元的助听器,他的听力依旧无法接近正常人的水平,只能对汽车的喇叭声和歌厅震耳的乐声有微弱的感觉。他无法去形容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,但这些声音会让他感到头晕,往乐观的方面想,“我生活在一个安静的环境里”。

梁辉和妻子都是听障人,让他感觉幸运的是,儿子能够健康活泼地长大,唯一伤感的是,他没有办法听到儿子喊他“爸爸”。

视觉中国 资料图

掌控自己

杨丹是一个小个儿的姑娘,长着一张轮廓分明的脸,皮肤是沙滩的颜色,在她成长的过程中,常常有人那么说。

她在台州一所聋哑学校读到初三。父亲有了其他女人,抛弃了母亲,她和弟弟。父亲离开后,家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,为了供养弟弟读书,她主动辍学,到一家包装厂上班,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人。

20岁时,她买书自学五笔输入法,应聘到一家工厂当电脑打字员,负责录入产品的条码和入库单,待遇还可以。她一直试着掌控自己的人生,学车考驾照也是她坚持的选择,虽然当初有不少朋友劝她放弃。

杨丹无畏而活泼,在聋哑学校时就有很多男孩追求,但她统统拒绝了。那时她期待的爱情还没有出现。

直到在工厂遇到如今的丈夫。丈夫是能说能听的“正常人”,在这之前,从来没有一个正常人如此耐心地对她,听她倾诉,让她感觉到一种可知而不可言的满足感。

有“差距”的爱情注定受到阻碍。杨丹最开始和丈夫交往,丈夫的父亲极力反对,甚至要断绝父子关系,但丈夫坚决要娶杨丹。父子冷战了一段时间后,父亲妥协了。

作为一个身体有“缺陷”的女孩,她交到了几个能说能听的朋友,他们从她那里学会手语。她对自己能遇到“正常人”丈夫,生下健康的孩子,视作人生最大的幸运。

她不想用自己的悲伤感染身边的每一个人。“这并没有把我所有的快乐都从生活中带走。”她的身上带有一种令人欣慰的美丽和乐观,“至少,我睡觉的时候,没有任何打扰的声音。”她将自己的身体向前倾,转换成适合长谈的姿态。

那天,北京的气温40度,阳光的热量斜斜地投射下来,她的脸庞绯红,像熟透的苹果。

杨丹的科目二考试败下阵来。她太过紧张,教练发号施令之后,她身子开始发抖,导致考试过程中几次熄火,她急得冒汗。

她第一时间将失败的消息告诉丈夫,丈夫安慰她说,你尽力了,事情总有意外。 家里已经买了一辆小车,她想亲自开车送儿子上学,或者出去游玩。等到十月,她再重返北京,继续考驾照。

在不用上班的时候,杨丹就专心陪儿子。儿子抱着她从北京买回去的小熊,用被子盖住它,轻轻拍打它,像对待另一个小孩一样。

杨丹静静地看着他,跟着他笑,从学车的疲惫中缓过来神来,一头扎进她正拥有的幸福里